豚、海。

中共已故總書記趙紫陽生前的錄音回憶錄已匯集成書，內容提出對六四事件的看法。

趙紫陽生前的秘書鮑彤的兒子鮑樸和太太是回憶錄英文版的翻譯者，根據他向明報提供的中文版原文，趙紫陽在 1992年詳細回憶了「六四」事件當時的情形，以下是錄音的原文節錄。

對照英文版的第33至34頁的內容：6月3日夜，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裏乘凉，聽到街上 有密集的槍聲。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。“六四”悲劇三年後，我記下了這些材料，這場悲劇已經過去好多年了。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，除少數 人逃出國外，大部分人被抓、被判、被反覆審問。

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，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：第一，當時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、有計劃、有預謀 的“反黨反社會主義”的政治鬥爭。現在可以問一下，究竟是什麽人在領導？如何計劃，如何預謀的？有哪些材料能够說明這一點？還說黨內有黑手，黑手是誰呀？ 第二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，推翻共產黨，這方面又有什麽材料？我當時就說過，多數人是要我們改正錯誤，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。這麽多 年過去了，審訊中得到什麽材料？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？許多外出的民運分子都說，他們在“六四”前，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。“六四”以後，黨使他 們完全絕望，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。

在學潮期間，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、要求，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，是很容易引起 共鳴的。學生們要和共產黨作對，這麽敏感的問題他們為什麽不利用呢？提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衆嗎？

學生不提物價問題，可見英文版的第189至190 頁：以上幾點，就是說明1987年中央領導班子改組、耀邦辭職以後，面臨著一個聲勢浩大的反自由化運動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不反是不可能的。當時有一種很大的 力量，要乘反自由化來大肆批判三中全會的路綫，要否定改革開放政策。而我如何頂住這股勢力，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來。不使擴大化，不涉及經濟領域；盡量縮 小範圍，盡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亂，這是一個方面。再一個方面就是對人的處理的問題。要不要處理人、傷害人。如何少處理人，不過多傷害人，這也是我當時面對最 頭痛的問題。反自由化以來，一些老人們勁頭很大，極左勢力也很大，想要整很多人。鄧小平一向主張對黨內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嚴肅處理。王震等其他幾位老人 也是如此。鄧力群、胡喬木等人更是想乘機把這些人置於死地而後快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何在這次反自由化中盡量少傷害一些人，保護一些人，即使沒法避免也力求 傷害得輕一些，這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。一開始，在制定中央四號文件時，為了少傷害一些人，對如何處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錯誤的人作出了嚴格的規定。文件提 出：需要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和組織處理的，只是個別公開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、屢教不改而影響很大的黨員，並且應經中央批准。還指出，對有些持系統錯誤觀點的 人，可以在黨的生活會上進行

英文版的第205至206頁：但是，我們已經實行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，對一直遵循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人民，究竟應該給個 什麽說法呢？一種說法是，中國社會主義搞早了，該退回去，重搞新民主主義；一種說法是，中國未經資本主義發展就搞社會主義，現在應當進行資本主義補課。這 兩種說法雖然不能說沒有道理，但是必然會在理論上引起很大爭論，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亂。特別是這樣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過，搞得不好會使改革開放事業 遭到夭折，因此不能採取。我在1987年春季考慮十三大報告時，很長一個時期就考慮這個問題如何回答。在思考過程中我越來越覺得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這個 提法最好。它既承認、肯定了我們已搞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的歷史，同時由於它是個初級階段，完全可以不受所謂傳統社會主義原則的約束；可以大膽地調整超越歷 史的生產關係，從越位的地方退回去，實行適合我國社會經濟水平和生產力發展需要的各種改革政策。

英文版的第112至113頁：也許有人會問，你過去在地方 工作，怎麽對經濟改革發生興趣？我認為中國經濟必須改革，雖然那時我也看過一些東歐經濟改革的書，但出發點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，主要的是我認為中國的經濟 弊端太多，人民付出的代價太大，效益太差。但弊端的根本在哪里，開始也不是很清楚。總的想法就是要提高效益。來北京後，我對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，明確地不 是為了追求產值多少，也不是要把經濟發展搞得多快，就是要在中國找到一個如何解决人們付出了勞動，而能得到相應的實惠的辦法，這就是我的出發點。資本主義 發達國家經濟增長2-3%就不得了了，而我們經常增長10%，但人民生活沒有得到改善。至於怎樣找到一條路子，我當時觀念裏沒有什麽模式，沒有系統的主 張。我就是希望經濟效益好，有這一條很重要。出發點就是經濟效益好，人民得到實惠。為了這個目的，摸索來，摸索去，最後就找到了適合我們的辦法，逐漸走出 了一條路。

英文版的第270頁：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、更高級的政治制度，但那是將來的事情，現在還沒有。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，一個 國家要實現現代化，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，發展現代的文明，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。不然的話，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、現代 化的市場經濟；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。就會象許多發展中國家，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，社會腐敗成風，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。

英文版的第107 頁：現在回想起來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，阻力很大，顧慮很多，很多無名恐懼，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。改革開放，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。一涉 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，總怕喪權辱國，怕自己吃虧，說“肥水不流外人田”。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：外國人到中國投資，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，我們的政策這 樣不穩定，應該說有很多風險，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，我們中國政府有什麽可怕的呢？

另外，《華盛頓郵報》網站亦有以下中文片段﹕總之，當時有兩部分，一個是計劃體制外的市場經濟，一個是計劃體制內的計劃經濟。我們一方面擴大計劃外的市場經濟，另一方面逐步縮小計劃經濟的比重。在計劃 經濟和市場經濟並存的情況下，勢必是此消彼長。計劃經濟縮小减弱，市場經濟就得到擴大和加强。當時市場經濟部分主要是農業、農副產品、輕紡工業、消費品工 業，而屬於生產資料生產的，基本上掌握在國營企業手裏。一個消費品，一個生產資料，如果控制生產資料生產的企業不削弱、不縮小，不分出一部分投入市場，新 生長起來的那一部分市場經濟就無法繼續；如果生產資料生產的那一部分，一點也不允許自銷，一點也不允許進入市場——如果把小煤窑、小水泥也都統管起來的話 ——那新生長的市場經濟將會因缺乏原材料而遭遇到極大的困難。所以十幾年來對計劃內經濟體制的改革，對國有企業機制的改革，儘管都沒有觸動根本，但從中國 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個意義上看，它起了不可忽視的良好作用。

（以上內容節錄自15-05-2009的蘋果日報和明報，轉自wise news）